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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海赶到首都前，荣毅仁在无锡老宅与家人告别时说过一句话：“国家要做大事，这趟非去不可。”同行者回忆，他当晚只带了一只旧手包，里面装着几页笔记——那是他连夜写好的建议书，全部围绕如何把外资引进中国制造。

　　时间往前推三十年，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33岁的荣毅仁站在愚园路自家阳台，看到战士席地睡在马路边。那天他对妻子低声说了一句：“城是新的，中国也要新生。”选择留下，投身工业复苏，便成了他之后全部行动的指南针。

　　解放初期，他把祖辈在面粉、纺织领域累积的股份悉数交国家，又接连出任华东财委委员、上海副市长，仍保持商人特有的精细。有人问他图啥？他笑答：“账算清了，国家就是最大的股东，我们跟着干才能赢。”

　　进入五十年代，中央酝酿建立专门机构，让少数有见识的党外人士参与宏观经济恢复。点头后，把荣毅仁的名字写在推荐名单：“既能看账本，又懂世界行情。”不久，荣毅仁赴京，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在上海。周恩来体贴他水土不服，准许“半年在沪，半年在京”。荣毅仁却回话：“干事业，哪能挑地方？”

　　风云多变，六十年代的政治风暴让他蒙受冲击，半年多被要求“写交代”。等到1978年春暖回潮，中央重新启用这批“少壮派”元老。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他被推举为副主席，仍旧只说一句：“能做事就行。”

　　此刻的中国，正站在抉择路口。广州之行后，提出“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开放被写进议程。然而，怎样把外国资金和技术真正引进来？一碰到“合资”“外企”这类词，许多人心里就“哐当”一声，担心资本主义会趁隙而入。

　　所以人民大会堂的那场座谈，既是宣示，也是试探。会上发言者众多，但真正让频频点头的，还是荣毅仁。他用不到二十分钟的陈述讲清了三件事：外资并不意味着出卖主权；中国必须学会用市场手段谈判；要成立一家“既连接内外、又不隶属于部委”的新机构，集中办大事。

　　散会后，把荣毅仁拉到走廊窗旁，压低声音道：“荣毅仁，希望你减少一些其他工作，多干点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事。”荣毅仁立刻明白，这是让他挑头。于是回答也干脆：“我还不到八十岁，肯定干得动。”

　　春节刚过，他递上报告——《设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初步设想》。文件只有三千多字，却层次分明：资金来源、股权结构、人员组成、盈利模式，甚至连外汇风险都计算到小数点后一位。陈云阅后批示“可行”，圈了三个字：“立即办”。

　　中信公司筹备组成立时条件寒碜得可怜。北京和平宾馆东侧楼几间客房当办公室，连文件柜都是旧的。交通工具只有两辆老式轿车和一排“飞鸽”自行车。闵一民、庄寿仓这样在人民银行、财政部当过处长局长的人，重新握笔誊抄文件，像回到学徒时代。有人半开玩笑：“咱们这是从零开始啊！”

　　钱也是硬伤。国家财政拨款原定两亿元，最后只先到位两千万。杂项费用竟得靠荣夫人杨鉴清掏出一千元救急。有意思的是，外界却盛传“荣家独资十亿”，引来不明真相的围观。荣毅仁笑着摆手：“我一介平民，哪来十亿？先把公司跑起来再说。”

　　要吸引外资，光有机构远远不够，法律环境得跟上。全国人工委提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草案，其中“外方股份不得超49%”一条争议最大。荣毅仁连夜起草意见，凌晨两点交稿。他的理由简单：“资本逐利，比例卡死，资金自然绕道而行。”最终，、陈云支持放宽，这才打开闸门。

　　第一炮挑的是江苏仪征化纤项目。工程因濒临停工，纺织工业部急得团团转。荣毅仁建议在东京发行债券，利率略高，却能迅速到位且不附带政治条件。反对声不小：“辛辛苦苦几十年，好不容易没外债，为什么主动举债？”荣毅仁只说：“看账本，算成本。”债券成功发行后，仪征得以续建，“仪征模式”成为当时财经口中的热词。

　　短短三年，中信签下的大项目超过八十个，遍及能源、交通、电子、化工。老员工回忆：合同一份接一份堆在桌上，常常连夜审签。荣毅仁每次都会问一句：“能不能带来长期收益？”如果答案模糊，他宁可推掉。也正因此，中信早期几乎没有亏损项目。

　　1985年，美国。基辛格与荣毅仁握手时说：“贵国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一位既懂计划又懂市场的企业家。”这句评价在华尔街传开后，摩根、大通、花旗纷纷主动登门，希望与中信合作投资。当年年底，北京东长安街的那排办公楼灯火通明，不少项目谈到凌晨三点才结束。

　　荣毅仁始终记得那句“不要犹豫”。中信内部规矩因此格外简单：看数据说话，以合同为准，不靠行政命令撑腰。对于用人，他也坚持一条，年龄学历都不是硬杠杠，谁能把项目谈成，谁就能拿到职位。有年轻人问：“出差连机票都买不起，怎么干活？”他拍拍对方肩膀：“跑出第一单，你就有资源。”

　　八十年代后期，中信已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上千人，总资产以年均三成速度攀升。外媒称其为“中国经济的破冰船”。荣毅仁却给自己定了两条不变：一是重大合同必亲自过目，二是每周至少抽一天到车间码头看一线工人。有人劝他多休息，他摇头：“一旦坐惯了软椅子，就忘了市场的凉热。”

　　外界常把荣毅仁与的关系描绘得传奇。事实上，两人更像配合默契的棋手。提供政策空白区，荣毅仁拿具体方案去填补。一次聚餐，两位老人举杯，笑问：“这些年累不累？”荣毅仁只答一句：“动脑子不累，闲着才累。”

　　1990年以后，荣毅仁逐步将日常管理交给后辈，自己转入策略层。墙上那张与握手的大幅照片仍在，走进去总会先映入访客眼帘。很多青年员工对照片指指点点，然后加快脚步，似乎在对自己打气。

　　有人说，如果没有那场冬日的对话，就不会有如此迅疾的破局；也有人说，如果没有年轻时面对新中国曙光的那份信念，荣毅仁也未必在耄耋之年依旧选择奔波。历史往往如此，关键人物在关键节点的一个决定，能让一座城市、一家企业，乃至一国经济，攀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