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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前的石库门和窗口挑出的衣服是那么自然、亲切，碰到慈眉善目的大叔大妈就聊上几句。一位大叔对我说：“弄堂里只剩下我们这些老人了，儿女在外面买房或租房，大年夜在饭店里吃顿团圆饭。第三代更不高兴来看一眼老房子，说这里有陈旧味道。”

　　这里里里外外收拾得相当干净了，但那股气味还是鬼鬼祟祟地起伏在下水道、公用厨房、正在发酵的杂物堆间……若说这是时间的味道，就太矫情了。

　　出来后，我瞥了一眼马路对面的弄堂，它的轮廓和色彩一下子激活了我休眠已久的记忆，一个衣着时尚的中年妇女推着自行车出来，仿佛走进了我的故事。我喃喃自语：“我们差点就在对面弄堂住下了……”

　　妻子不解，我便和她讲起往事：以前我走进这条弄堂是为了“调房子”，有意向和我调房子、接待我看他家房子的老先生说，四川北路上有许多这样的广式石库门，没有厢房，天井很小，晒台也被占用了，居民只好把衣服晾在弄堂里，好比五颜六色的万国旗。“八一三”以后，东洋人一批批住进来，改了房子结构，推门换成移门，前后楼打通开酒馆、茶寮及东洋戏院。抗战胜利后，东洋人回老家，中国人又回来了。老先生住在那里40多年了，除了一个亭子间，还有一个后厢房在隔壁弄堂里，与我家住房条件基本对等。我事先征得父母的同意，想用自家一大一小同楼层的两间房子换成面积相当的两间，拿其中一间做我的婚房。这是我的如意算盘，调房多次碰壁后，才知道这比芝麻掉进针眼还难。

　　时值福利分房下半场，僧多粥少，论资排辈遥遥无期。我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平方米，不算特困户，单位的分房小组把我的申请压在了最下面；私房允许交易，但卖方开出的价钿对工薪阶层而言好比泰山压顶。我也曾天真地收集过几处信息，比如长乐路一处底楼私房，14平方米，1.5万元；蒙自路一处私房，15平方米，1.2万元；建国西路一幢独立洋房，大小六间，16万元……眼睛一闭，美丽的想象满脑子飞，但是存折里可怜巴巴的数字，让我只能知难而退了。于是上海人想出“调房子”的办法。就说我家附近，周末晴好时，大家在太仓路或马当路的人行道上聚众成群，开始仅是交换口头信息，后来有聪明人在两棵行道树中间系一根绳子，将写有房屋信息的白纸挂上去。大地微微吹暖气，纸张发出欢快的声响，大家走过路过都来领领行情。

　　老卢湾一位姓黄的房管所干部乐于助人，将自己收集来的房屋信息分门别类编成几本小册子，摆在地摊上供人翻阅。二调一、一调二，卢湾调虹口、黄浦调徐汇，朝南朝北大有讲究……有人情愿放弃有煤卫的新里，换成沿街门面房，筹备开店做生意。数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黄师傅被评上劳模的消息，不禁拍案叫好。我从他那里摘抄信息，也将自己的信息交给他备案，然后通过传呼电话与别的房主约定看房时间。虽然我小时候跟着弄堂大哥去人民广场调换过纪念章，工作后又去淮海路调换过外国名著，但调房子事情太重大了，不确定性也太多了，所以闯入陌生人的居住空间，既拘束又害怕。我为自己设计的开场白是：“黄师傅叫我与你联系……”

　　第一次看房在望亭路，潮水般的麻将声将我引到二楼亭子间，四个女人穿着宽松的睡衣在大筑方城，房东朝我瞄了一眼，并无起身迎客的姿态，大窘之下的我不由得结结巴巴。三言两语，双方条件“碰不拢”，我只能告辞。

　　我也听说过某人有“噱头”，通过一调、二调、三调，变戏法似的将一个亭子间调成了通厢房。但我性格内向，交际能力不强，没头苍蝇似的转了大半年还是无结果。有一次在山海关路看房，是那种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二楼有长长的走马廊可走通左右厢房。我先看前客堂，七八个男女青年已将有限空间挤得水泄不通，四扇落地窗统统打开，热烈的阳光照花了我的双眼，一场南腔北调的诗歌朗诵会正在嬉笑间进行。一个小青年将我引到走廊里洽谈，还带我去看了隔壁一幢楼里的亭子间。回想起来，那天关于房子的交谈只有三言两语，谈得更多的倒是文学，后来我们成了朋友。还有一次去复兴东路看房，房东的儿子是某大学的校刊编辑，在看房路上他指着一条不起眼的虹桥弄说：小刀会与清军在这里打过一仗，我觉得应该在这里立块石碑。我当时已对上海历史产生了兴趣，这位青年教师无意中的这句话，提醒我注意散落在城市缝隙中的历史印记。

　　还有一次，看房看出了“奇遇”。住在宁海西路的胖阿姨得知我来意后，走到门外吹了一声口哨，两个穿着纱裙的姑娘飞一般来到我面前。她们肤色黝黑，明亮的眸子、坚挺的鼻梁以及无拘无束的笑容，与本埠女同胞显然不同。交流后得知，姐妹俩原来是印度侨民，她们的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上海。她们的上海话说得很正，一个在宾馆当服务员，一个在昆山歌舞厅驻场，如果她们明年顺利回归故乡，房子就由她们的舅妈、这位胖阿姨一个人住。这次调房，最终也没有成功。

　　最后一次看房是在打浦桥。一个星期前对方先来我家看房，对方心有所动，回看时我妈妈与我一起去。那位主妇精明干练，说话条理分明，表情也很丰富。她家也是两间房，相隔距离有三站路，媳妇前不久生下一对双胞胎，认为我家同一楼面的两间房方便彼此照应。经过多项指标比对，她家条件稍优于我，她要求我们支付1000元补贴。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首先是拿不出这笔钱，其次是观念跟不上，以为房子是国家财产，如果将金钱当作筹码，我不确定是否可行。

　　我和妈妈沮丧地回家了。等公交车时，我在车站旁边的书报亭看到刚刚出版的《青年作家》。成都出版的这本杂志与南京的《青春》、北京的《青年文学》、上海的《萌芽》一起被誉为文学界“四小天鹅”，许多青年作家都是在这里“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我取下《青年文学》一翻，哇，一股热血涌上脑门，我的小说处女作正好发表在这一期。我当即买了一本向妈妈分享喜悦，妈妈感受到了我的快乐后坚定地说：“刚才那位做娘的考虑问题很周到，她想到的其实也是我想过的。我们不要再东奔西忙地调房子了，现在这样也蛮好。我去说服你爸爸，我们住小间，你们结婚住大间，你每天晚上写稿子太辛苦，我们一起过还可以相互照顾。”公交车在我们面前停下，妈妈用力推了我一把。

　　40年过去了，当年我踏访过的房子大都不复存在，原址上建起商场、豪华楼盘、高架桥以及公共绿地，连我老家也并入了新天地的版图，那两个美丽的印度姑娘估计也成了大妈，大概已经离开了上海。如果有机会重访出生地，她们又会作何感想呢？

　　调房是上海城市记忆的一个小插曲，有些密语也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听得懂。作为亲历者的我，遭遇过尴尬、窘困以及误解，但总体而言开阔了眼界，增加了人生阅历，对市民社会的世相百态有了更具体的感受，这对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也是有帮助的。最后，我接受妻子的建议，将这段往事写下来给下一代再下一代看，让他们知道：深谙交易规则的上海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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