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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讲嘉宾：美国生态文明联盟联合创始人杰里米·伦特（Jeremy Lent）先生

　　讲座由柯布生态书院院长、全球生态教育联盟共创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樊美筠博士主持。新西兰人文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生态文明手册》首席主编迈克尔·彼得斯教授，马来西亚精英大学ELM 研究生院院长林耀祖教授，哈师大博士生导师杨丽教授，瑞典北极光基金会秘书长王薇女士，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创始主任、耶鲁大学世界学者王彬彬博士，扬州大学严岭老师和后现代生态哲学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等中外生态文明专家以及众多高校师生和环保人士通过Zoom会议室和北京大学i1898平台参与了此次极富深度的讲座。

　　主讲嘉宾：美国生态文明联盟联合创始人杰里米·伦特（Jeremy Lent）先生

　　讲座由柯布生态书院院长、全球生态教育联盟共创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樊美筠博士主持。新西兰人文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杰出访问教授、《生态文明手册》首席主编迈克尔·彼得斯教授，马来西亚精英大学ELM 研究生院院长林耀祖教授，哈师大博士生导师杨丽教授，瑞典北极光基金会秘书长王薇女士，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气候未来全球创新实验室创始主任、耶鲁大学世界学者王彬彬博士，扬州大学严岭老师和后现代生态哲学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等中外生态文明专家以及众多高校师生和环保人士通过Zoom会议室和北京大学i1898平台参与了此次极富深度的讲座。

　　他并非浮光掠影地引用东方智慧，而是将儒家“仁”的宇宙论意涵、“理一分殊”的有机整体观、以及“天人合一”的存在论命题，系统地纳入了他所构想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地基之中。这场讲座的核心，正是一场从“分离”到“共生”的世界观革命——而这正是他即将出版的新书——《生态文明：创造一个惠及所有人的世界》的思想核心。

　　伦特的演讲并非以抽象的概念推导开场，而是引导听众进行了一次宏观的宇宙凝视。他首先展示了一张经典的地球照片——人类第一次从月球视角凝视自己的家园。“这是一个奇妙的星球，是我们在宇宙中已知的唯一存在生命的地方，”伦特说，“生命在地球形成后的几亿年内就出现了，至今已持续超过四十亿年。然而，只是在最近的大约十万年内，一个特殊的物种——人类——才获得了有意识地影响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力。”

　　这一充满敬畏感的开场之后，伦特问到：我们是如何使用这种能力的？答案并不乐观。他随即列举了人类正在面临的几大文明危机——气候崩溃、极端经济不平等、社会-政治崩溃、军事化加剧、指数级技术变革、生态超载——以此说明，当前世界体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崩溃临界点。

　　然而，伦特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拒绝将这些危机视为孤立的政策失误或技术故障。在他看来，这些危机都是更深层病征的外显。这个深层的病根，他称之为“分离”。由此，他引出了整场演讲的核心命题：当今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其核心正是“分离”。这种分离是多层次的——人与自然分离、人与他人分离、甚至人与自身内在本质的分离。它不是偶然出现的社会心理现象，而是一套系统性的、历史形成的世界观，是驱动现代文明走向悬崖的根本动力。他用一幅生动的画面加以说明：一群人站在一起等候取餐，却彼此通过技术手段“失联”，也与即将入口的食物“失联”——既不知食物从何而来，也不关心其生产过程中对土地、水源和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代价。

　　这种分离感有着明确的历史谱系。伦特将其追溯至近代早期的欧洲。在科学革命的浪潮中，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人类应当“建立和扩展自身对宇宙的统治权”，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这一笛卡尔-培根式的二元论框架，将自然彻底对象化为一部可供拆解、分析的机器。自然不再是有灵魂的母亲，而是沉默的资源库。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人类至上”与“白人至上”两重有毒的意识形态。

　　这一世界观的经济学表达，便是全球资本主义。伦特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直指其深层设计原则：无限增长、股东利益最大化、物质消费作为福利的代理指标、非人自然作为有待变现的资源。在这一逻辑驱动下，全球经济在二战后经历了所谓的“大加速”。主流经济学家乐观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全球GDP还将增长三倍。然而在伦特看来，这不是繁荣的征兆，而是文明走向悬崖的预警信号。问题不在操作层面，而在底层架构——在世界观的层面。我们需要的是世界“操作系统”的根本转型：从基于财富的文明转向基于生命的文明。简单来说，就是创建一个促进人类与地球可持续繁荣的文化与经济体系，其最高目标是创造条件，让所有人作为生机勃勃的活态地球的一份子而繁荣发展。

　　基于上述诊断，伦特勾勒出人类文明在本世纪可能面临的三种情景。第一种是全面的崩溃——地球系统的反馈循环将自行加速，超出任何人类干预的能力范围。第二种是“堡垒地球”——少数精英阶层将自己封闭在高度安全的堡垒之中，而大多数人则在生态崩溃与社会撕裂中挣扎求生。伦特认为，从道德角度看，这种情景甚至比第一种更令人不安，它代表着一种冷酷的救生艇伦理。

　　第三种，也是他多年来研究探索的选项，是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所谓生态文明，不是对现有工业文明的绿色修饰，而是一种彻底的范式转换：从以财富为中心的文明转向以生命为中心的文明。它的首要目标是“创造条件，让所有人作为繁荣的、活的地球的一部分而繁荣”。经济发展的尺度不再是GDP的增长，而是生命本身的绽放与繁盛。

　　伦特强调，这一愿景并非某一位思想家的独创，而是结晶了来自全球各地无数运动的共同智慧：从拉丁美洲的“美好生活”到非洲的“乌班图”（Ubuntu：“我在，因为你存在”），从朴门永续原则到自然权利运动。这些被伦特称为“相干孤岛”的实践，正在全球各地涌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曾言：“当一个系统远离平衡态时，混沌之海中那些小小的相干孤岛，有能力将整个系统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秩序。”生态文明的使命，正是发现、连接并扩展这些孤岛。

　　伦特最具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之一，在于他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提炼出一套可供人类社会效仿的组织原则。他指出，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在数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上保持韧性，不是因为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停止竞争，而是因为它们发展出了高度精密的合作与共生机制。

　　这一合作演化的叙事同样适用于人类自身。伦特回顾了人类演化史：早期人族在大草原上面临捕食者的高压环境，那些学会协作的群体获得了更高的生存概率；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社会认同从亲缘群体扩展到整个部落；最终发展出同情、共感、内疚、感激等一系列“道德情感”。这些情感不是文化附加的奢侈品，而是演化的产物，是自然写入人类身体的社会性本能。生命不是通过战斗，而是通过联网来征服世界的——这是系统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的著名论断，也是伦特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科学依据。

　　基于对自然系统的深度观察，伦特提出了七项可迁移至人类社会的核心原则。共生，指不同物种之间通过互惠关系共同创造整体繁荣。分形繁荣，是伦特思想中最具哲学魅力的概念之一——局部与整体在不同尺度上的自相似性，个体的福祉嵌入在更大范围的繁荣之中。多样性是系统韧性的前提。平衡要求每一部分都与整体保持和谐关系，在经济学层面指向稳态经济。草根自治指向“辅助性原则”——决策权应下沉到系统中尽可能低、尽可能本地的层级。嵌入性是对笛卡尔式二元论的直接拒斥，人类不是自然的支配者，而是自然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再生，则是生态系统最令人惊叹的禀赋，易洛魁联盟的宪法以一句话浓缩了这一原则：“在我们每一次审思中，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的决定对后七代人的影响。”

　　这七项原则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的价值地基。与之相对照，当前主导性的文化价值观——人类至上、资本第一、商品化、等级制、结构性不平等、激励自私——几乎在每一个维度上都与其背道而驰。因此，文明的转型首先是一场价值观的革命，是一场从分离世界观到共生世界观的哥白尼式转向。

　　伦特的演讲并未停留在哲学层面，而是将理念具体化为多个维度的实践方案。在经济层面，他批判了GDP作为社会进步衡量指标的根本缺陷——它将飓风灾害、石油泄漏、绝症治疗计为“增长”，却将家庭菜园、无偿照料劳动、骑自行车通勤排除在外。他推荐凯特·拉沃斯的“甜甜圈经济学”作为替代框架：经济活动应在“社会基础”与“生态天花板”之间的安全公正空间内运行。

　　在财富分配层面，伦特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或“公地红利”的方案。我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一笔巨大的“共同财富”——包括大气、淡水、土壤、海洋等自然馈赠，以及语言、文化传统、科学知识等人类集体智慧的累积。这笔共同财富本应为所有人共享，却被少数人以极小的“改动”圈占为私有财产。全球各地的试点项目表明，全民基本收入显著改善了健康、教育、创业等多项社会指标。

　　在企业制度层面，伦特主张将“三重底线”——利润、人、地球——写入公司章程。在技术与治理层面，他提出“全球-本地主义”构想：技术走向开源、分布式、去中心化，全球共享的知识与本地化的实物生产相结合。在文化层面，他主张从“统治系统”走向“伙伴关系系统”，从父权制、等级制走向平等、尊重、关爱。

　　讲座结束后进入了问答环节。关于人工智能，伦特指出AI在当前资本主义体系内面临两个核心风险：一是财富的进一步集中，AI技术天然倾向于形成垄断；二是AI可能强化竞争优先于合作、效率优先于关怀等基于“分离”的主导价值观。他提出，人类必须发展一种“肯定生命”的AI——以合作、共生、生态智慧为核心设计原则的人工智能系统。

　　关于教育，伦特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教育必须强调跨学科学习，生态危机需要多学科的协同作战。第二，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理解反馈循环、非线性变化等复杂系统概念。第三，教育体系应当给予儿童更多自由去创造自己的学习路径，而不是服从于等级化的、标准化的教育体制。当孩子们被允许追随自己的兴趣、在真实世界中探索问题时，他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与世界建立联结的能力。

　　关于“半个地球”倡议，伦特指出，如果人类希望在2050年将地球百分之五十的土地保留给自然生态系统，那么农业转型就不仅仅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他主张用农业生态学取代工业化的单一作物种植，以朴门永续和再生农业为实践框架。但他强调，如果不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与企业行为模式，任何技术方案都将被资本逻辑所吞没。

　　最后，伦特引用了生态哲学家格伦·阿尔布雷希特提出的术语：从“人类世”走向“共生世”。人类世是由人类至上意识形态定义的时期；共生世则是一个基于共生原则的漫长时代——人类与活的地球互惠互利，成为一个学习如何照料地球母亲的文明。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我们时代的生态圣贤”小约翰·柯布博士曾说：“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中国学者，我对此深有共鸣。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更因为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在根本上是一场从分离到共生的意义体系的转换。在这方面，中国思想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或许比任何其他文明都更为丰富、更为直接。

　　伦特所提出的问题——如何从榨取走向共生？如何将地球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超级有机体来尊重与照料？——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学术关切，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关心人类与地球命运的人必须面对的共同课题。生态文明不是遥远的乌托邦，而是在世界各地已经萌芽、正在生长的现实可能。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责任是将这些“相干孤岛”引入课堂、引入青年群体的视野，让更多人理解构建一个21世纪的生态文明所需的价值观革命——从分离到共生，从榨取到关怀。

　　柯布生态书院生态文明系列讲座是由柯布生态书院、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和北京怀特海教育科技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研究、传播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的重要平台。迄今为止已有“生态圣贤”小约翰·柯布院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耶鲁大学塔克教授，欧洲著名商业领袖卡斯特德博士和新农人标兵石嫣博士等50余位国内外研究生态文明的前沿专家和一线实践者在该平台发表了演讲，上百万听众聆听了讲座，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作者蔡秀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